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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来源:北京日报 2018/11/02 15:53:11 作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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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万元户”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顾名思义,“万元户”是指年存款或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家庭。那时,大多数人的月工资都在几十元左右。所以,“万元户”在当时很稀罕,这个词也成为那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代名词。

1985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

大兴农民“万元户”李文瑞一家的承包田大丰收,他们将剩余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叶用才/摄

▼1985年2月2日,《北京日报》1版

▲200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12版

200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9版

▼1984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餐馆生意红火。叶用才/摄

198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1984年5月28日,《北京日报》2版

▲1984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

▲2001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6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万元户”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顾名思义,“万元户”是指年存款或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家庭。那时,大多数人的月工资都在几十元左右。所以,“万元户”在当时很稀罕,这个词也成为那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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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万元户”屡上头版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早出现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些农户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的“尖子”。

1985年2月1日,王府井大街的183号门脸儿宫灯高悬,农民开办的“吉祥阁”工艺礼品店正式营业,当时的通县县委书记亲自赶来为商店开业剪彩。

店主马祖桥是祖传做泥盆的“泥盆马”的后代。1983年,他生产泥盆成为了“万元户”,第二年便与通县煤炭公司联营在通县新华大街开办了“吉祥阁”工艺礼品店。马祖桥激动地说:“我能在全国的大橱窗——王府井这儿开店,要感谢党的好政策!”(1985年2月2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农民进王府井开店》)

当时,北京许多“万元户”都是依靠手工业或农业起家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的黄瓜、西红柿等细菜(指某个地方在某个季节培育的成本较高、供应量不多的蔬菜)供不应求。朝阳区将台乡大陈各庄农民安桂生发现了这个商机,决定承包温室种植细菜,并因此连续两年成为“万元户”。

安桂生是种菜的好把式。同队里平均产量相比,他种的早春黄瓜产量高出7000多斤,产值高出2000多元;下茬西红柿产量高出5000多斤,产值高出2000多元。这种成果当然不是随便得来的。全区种菜的高产社队,安桂生几乎跑遍了,还阅读了十几本有关蔬菜种植技术方面的书籍。一亩二分温室有84块蒲苫,200多天里,他和妻子每天揭一次,放一次;两栋温室16个火炉子,一个冬天要推进30吨煤,推出20吨渣土。(1985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菜农安桂生经营细菜有方》)

“万元户”陆续涌现出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顺义县还出了个“万元户村”——尹家府乡前陆马村的农民种菜致富,全村家庭存款余额达1000万元,户均存款5.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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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下海”致富

不光农村有“万元户”。在城镇,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批批城里人“下海”,从事个体工商业或者开公司,也迅速加入“万元户”的行列。

1980年,在东城翠花胡同里,一家名叫“悦宾”的小餐馆悄然开张了。一串挂鞭,四张小桌,八九平方米,这家小店代表的不仅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还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喜讯。店主刘桂仙说,她这个“第一”是撞上的,撞上了邓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

之前,刘桂仙和老伴都在环保所工作,一个在幼儿园打杂,一个在食堂里当大厨,共同拉扯着5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紧巴。一天晚上,他们听收音机里说外地开了夫妻店,就有了开小餐馆的想法。东城区工商局批准了他们的申请,还出面作保,使他们顺利从信用社贷了500元本钱。

悦宾餐馆自打开张,就没断过客人,连外国人和记者都闻讯赶来。刘桂仙的荷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跟刘桂仙比起来,朱福云的“万元户”之路就走得比较孤独了。

1990年,朱福云从北京内燃机总厂辞职,决定“下海”。但他不敢告诉老父亲。等到辞职这事儿败露,父亲被气得大病一场,出院后再也不跟他说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福云认识了“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的创始人。1990年,他的第一家牛肉面大王分店在蒋宅口开张,投进去的4万元钱当月就赚了回来。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在全国陆续做起了70多家牛肉面大王的加盟店,后来还进军了乳品业。

1998年电视台开播“光彩之路”专题片,头一次从正面介绍了非公经济的发展,朱福云也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从头到尾看完了节目的父亲终于叫他回家吃了顿饺子,说了几年来的头一句话:“你们也真不容易。”朱福云听见,眼泪刷地掉了下来。(2004年8月13日《北京日报》9版,《100个人心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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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人带富一群”

不少“万元户”致富后,都不忘带领贫困户一起致富。

1984年,门头沟军庄乡东山村农民李振东购置了一辆汽车在外跑运输,妻子在家搞小水泥制品加工,很快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他们富起来之后,主动向家境困难的乡亲伸出了援手。

农民黄振刚一家8口人,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李振东向他传授水泥制品加工技术,建起家庭小水泥加工厂,并帮助他运输、销售。4个月,黄振刚一家就获纯收入1600多元。从1984年5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时间,李振东先后帮助9个困难户走上致富之路。他的授之以渔,赢得了全村乡亲的赞扬。(198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万元户李振东帮助九个困难户致富》)

平谷县东高村公社有家包括两个综合门市部、一个饭馆和一个养殖场的利民综合商店。这家商店是由退休干部、共产党员王清宜组织一些社员开办的,被人们称为第22个供销社。

平谷县有21个乡,每个乡有一个供销社,怎么又冒出一个供销社呢?

前一年,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对参加县勤劳致富大会的王清宜说:“你应该进一步发展家庭经济,争取成为万元户。”王清宜是二等残疾军人,1981年退休回到大旺务大队后,一直从事多种经营,每年收入好几千元。他想,自己先富固然好,但队里还有不少困难户,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一些贡献。

于是,王清宜组织社员发展商品生产,开门市部、饭馆和养殖场。全部投资11万元里,14000元是他自己出的,其余也是他筹集的。由于经营有方,大家伙都尝到了甜头。比如,养殖场光养貂、养鸡两项就获纯利13000多元,饭馆每月营业额也在15000元以上。(1984年5月28日《北京日报》2版,《共产党员王清宜致富不忘困难户》)

对于“自家富了不忘乡亲,一个能人带富一群”的现象,本报于1984年11月发表短评指出:经济上的援助,不过救贫于一时;业务技术上的相帮,受益面终也有限。但如果能让这些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普遍,让其他群众也学习到这样的经济头脑,那么作用将难以估量。(1984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2版,《为万元户的带头作用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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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先富”

穿新衣、盖新房,买彩电、轻骑,外出旅游……看到农民的生活蒸蒸日上,有的城里人产生了想法。他们觉得农民之所以富得快,关键是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补贴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走的,如此等等。(1984年8月20日《北京日报》3版,《城里人应怎样看待农民的富?》)

1984年,本报刊文从五个方面解读了农村“万元户”收入高于城市工人收入的现象,回应读者关切。

第一,这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还冒着创业失败的风险,“万元户”的收入来之不易,这是合理的。第二,这也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结果。1979年,我国开始大幅度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从而增加了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第三,大多数“万元户”的收入并不是纯收入,还包含生产成本、机械折旧费和人工费用,这一点与工业不同。第四,“万元户”善于经营,产品适销对路。第五,“万元户”的收入是以户为单位计算的,城市工人的收入是以人为计算单位的,两者没有可比性。(1984年8月27日《北京日报》5版,《怎样理解农村“万元户”的收入高于城市工人收入的现象》)

在城市里,个体户、“万元户”也遭受着非议,诸如不伦不类、“钻钱眼”等。1984年11月12日本报刊文《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其中提出,应真正承认个体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一样,具有合法地位,不能有亲有疏,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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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重新定义高收入

进入21世纪,“万元户”已经不稀罕了。权威显示,2000年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5726元,其中,海淀区职工的平均工资为20092元。

如此看来,“高收入”的门槛需要重新界定了。以收入较高的海淀区为例,税务人员认为,对于高收入的界定可采取两种方法。第一、以市局公布的年人均工资的10倍以上作为高收入的标准,即年收入15.7万元以上为高收入者;第二、以市个人所得税与月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为依据,换句话说,即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为高收入者。(2001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6版,《百万元户数不清 高收入要重新定》)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上升,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甚至亿元大户开始出现。“万元户”的说法也逐渐演化成“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本版文字:汪丹 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原标题:当年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责编:许舒琦 (如涉版权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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