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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中国40年
来源:学习时报 2018/11/02 15:43:58 作者: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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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特殊的电影时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等不同代际的导演同时创作,电影风格也多种多样

我出生于1980年,成长在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小时候,经常跟父母在县城剧院看电影;中学时代学校经常组织集体观看主旋律电影;上了大学,看电影的渠道更加多元,可以到图书馆租电影光碟看,也可以到咖啡馆看艺术电影。工作之后,新的商业院线开始兴起,我经常和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商业大片。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观影体验,这40年中国电影经历了从繁荣到危机,再到重新崛起的过程,我也从纯粹的电影爱好者变成了专业电影研究人员。如今,中国不仅稳居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且出现越来越多口碑与票房俱佳的电影。

我的父母是双职工,平时工作很忙,家里也不富裕,但他们经常带我去看电影,在那个时代,电影是普通人日常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电影院一般在县城的繁华之所,每次看电影都是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我可以趁机买点零食和小玩具。印象最深的有两部电影,分别是《红高粱》(1987年)和《妈妈再爱我一次》(1990年)。前者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部在欧洲获得大奖的电影,是第五代导演获得ca88亚洲城网上娱乐认可的代表作。妈妈没有多少文化,在纺纱厂上班,她也去看《红高粱》,因为那时没有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区别,所有的电影都是城乡共享的全民电影。我看不懂《红高粱》,只记得“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豪放歌词和日本鬼子杀害地下党的恐怖场景。而另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我跟着不同的亲戚看了四五次,每次都哭得一塌糊涂,电影主题曲也成为最流行的歌曲。当时县城没有“专门”的电影院,放映电影的剧场可以用来开群众动员大会,也可以进行文艺演出或者戏曲表演。在这个只有一个大厅的电影院里,经常是一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一大帮子人一起看电影,看的时候可以嗑瓜子、吃花生,也可以小声说笑,有一种在农村看大戏的感觉,这种看电影的方式带有亲戚、朋友聚会的节庆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特殊的电影时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等不同代际的导演同时创作,电影风格也多种多样,既有《小花》(1979年)、《高山下的花环》(1984年)等革命历史电影,也有《小街》(1981年)、《黄土地》(1984年)等社会反思电影,还有《保密局的枪声》(1979年)、《少林寺》(1982年)等老少咸宜的娱乐片,甚或《喜盈门》(1981年)、《咱们的牛百岁》(1983年)等农村电影也很受欢迎。那个年代,电影市场没有分化,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化的、覆盖全国的电影放映网络,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都分享同一种电影文化。我记得每次回农村叔叔家,可以看到叔叔订阅了很多《大众电影》,他是一名乡村教师,也是一个影迷。每回我都要“强行”拿走几本《大众电影》,用彩色明星照来包新书皮。80年代是电影作为群众文化的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都是电影观众。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开始读中学。印象中看电影的次数少了很多,父母也很少看电影了。有时候,学校偶尔组织我们看《焦裕禄》《孔繁森》等主旋律电影,看完后还要写观后感。虽然去电影院少了,但街上出现了一些录像厅,放的都是香港电影,这些香港电影成为很多内地青年的成长记忆。因为后来从事电影史研究,我才了解,90年代的中国电影遭遇巨大的市场压力,像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一样,国有电影制片厂面临生产压力,各级电影放映公司也运营困难,这导致国产电影产量萎缩,电影院纷纷转变为歌舞厅、录像厅、游戏室等娱乐场所。记得最后一次跟父母进影院是1995年春节,看的是成龙电影《红番区》,这部电影让我记住了旧金山还有一个名字叫三藩市,这是一部以贺岁片的方式进入内地放映的香港电影。为了提振电影市场,90年代也出台了一些电影改革政策,如1994年以进口分账的方式引进十部外国电影,好莱坞重新进入内地市场;还成立了“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完善政府评奖机制等举措。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从小县城来到北京上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了铁杆影迷。1999年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我看了《拯救大兵瑞恩》,这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好莱坞大片,视觉上的震撼让我感受到北京作为ca88亚洲城网站化大都市的魅力。不过,本科期间,最吸引我的还是电影课。我选了戴锦华、陆绍阳等老师的电影课,知道了很多电影史上的经典名片,也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地下阅览室租借电影录像带或光碟,有时候会一口气看四五部不同国家的电影,看的不知今夕何夕,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观影经验。记得有一次在电影课上看《黄土地》,大片大片的黄土,让我意识到看电影除了看“故事”之外,影像的表达更重要,电影不只是娱乐,还承担着文化和社会价值。

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观看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也是必修课。记得贾樟柯的《小武》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学术放映,熟悉的流行音乐,嘈杂、富有生活气息的县城街道,一下子唤起了我成长年代的文化记忆。当时,互联网文化开始兴起,网络上聚集了很多电影发烧友,不管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在网络上都能找到“同道中人”,网络影评也随之出现,我成为了“非著名”网络影评人,在一些电影论坛中“灌水”,还担任过“北大在线”网站“电影夜航船”栏目的编辑和版主。

新世纪之交,中国电影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艰难时刻。为了挽救持续低迷的电影市场以及应对加入WTO之后更多好莱坞电影对国产电影的冲击,2001年电影主管部门推动了电影产业化改革,在生产和发行两个环节上鼓励民营资金、社会资金投资电影业,这使得中国电影在短短数年内就建立了商业院线制度和以民营公司为主体的电影生产制度,中国电影市场逆势上扬、重新走向崛起。从2002年国内总票房不足10亿元,到2017年总票房达559亿元,中国电影完成了“脱胎换骨”。

2005年我开始读博士,研究方向是电影文化研究。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我又重新成为一名去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再次走进影院是2005年冬天去看导演陈凯歌的武侠大片《无极》,这部电影用了很多电脑特效,演员表演得也很生硬。当时,我依然用“作者电影”的标准来理解陈凯歌,现在看起来是一种“误读”。虽然拍摄《黄土地》、《霸王别姬》(1993年)的是同一个导演,但这三部电影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电影生产模式。如果说80年代的《黄土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用考虑票房收益的“探索片”,《霸王别姬》是依靠香港资金、香港剧本拍摄的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文艺片,那么《无极》则是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商业类型大片。从这里可以看出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艺术与时代和生产机制密切相关。

进入21世纪,新出现的电影院都是现代化的多厅影院,一般位于城市购物广场和商业步行街,看电影成为人们逛街、购物之余的副产品。中国电影观众一方面可以和全球观众同步观看好莱坞大片,另一方面国产电影的类型也日益多样化,既有刀光剑影的武侠大片,也有忧伤、怀旧的青春片,还有悬疑、恐怖、喜剧等中小成本电影,每临节假日,看电影成为人们过节的新民俗。相比80年代的电影观众,当下的主流观众已经变成低龄化的年轻人,电影的风格也逐渐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如青春、偶像、动作、喜剧等元素成为商业电影的首选。于我而言,看电影除了休闲、陪伴家人之外,还是我的专业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观察社会变化的文化中介。

2009年中影集团借助商业化的模式拍摄了《建国大业》获得了成功,这为主旋律与商业片的融合提供了范例。近些年,《智取威虎山》(2014年)、《战狼》(2015年)、《湄公河行动》(2016年)、《战狼2》(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等都实现了主流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这也显示出经历了产业化变革的中国电影逐渐承担起塑造主流价值、形成社会认同的文化职能。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在乡村发现中国”调研队,其中一站是山西太行山区平顺县的羊井村,这个村庄三面环山,是全国知名劳模武候梨的故乡。我们结束采访,正是傍晚时分,在村口的小广场上聚集了一些村民,原来晚上要放露天电影,我走近一看,放映的是《战狼2》。相比城市有商业院线,农村还没有纳入电影市场,为了让农民也能享受看电影的文化权利,政府部门把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2010年就实现了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的目标,电影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群众喜欢的艺术样式。

电影作为一种记录时代和历史的公共文化产品,自1978年以来,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40年来的电影作品储存了普通人的文化和情感记忆,另一方面电影发展的起起落落也见证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光影40年,留下的既有欢歌与笑语,也有挫折与忧伤。新时代,中国电影将扮演着对内讲述中国故事、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这更需要电影工作者把握时代主旋律,坚持“工匠精神”,在产业形态和文化表达上使中国从电影大国升级为电影强国。

原标题:光 影 中 国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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